丁啟相

所屬分類:書法家簡介

丁啟相(1619—1679)當代學者、書畫家饒宗頤先生在他的《論書十要》中說:“明代后期書風丕變,行草變化多開新境,殊為卓絕,不可以時代近而蔑視之。”欣賞丁啟相的書法作品,便會深切感受到饒先生的話是對的。
明朝書壇,基本上是在趙董書風的籠罩下,軟媚甜俗,纖弱秀潤,書家競逐提按衄飛的筆下技巧,玲瓏小巧有余而陽剛大氣不足,從而使書壇籠蓋一種靡弱纖巧的風氣。明末以傅山、王鐸、黃道周、倪元璐等人為代表,沖破趙董書風的藩籬,向唐宋以前的兩晉書風汲取營養,甚至將篆隸書的筆法筆意引入行草書,使書風有了很人的改觀。
清初書家丁啟相,其書風也受到王傅倪黃等人的影響。唐詩五律軸作于1669年(清康熙八年),此時距王鐸辭世不過幾十牛,王鐸書風在書壇的影響,在丁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。從總體上看,此作用筆以方折為主,不刻意追求提按,有明顯的篆隸筆意,如“圖”、“園”、“翰”、“墨”、“政”、“竊”、“美”、“歌”等字,中鋒行筆,線條圓勁,骨力內含,如錐畫沙,極具張力。 此外,有些提按較為明顯的字也是筆沉墨實、氣力內(*),暗轉勁折,如印印泥,并無虛浮張揚之氣,如“西”、“講”、“酒”、“載”等字。總之,以篆隸筆意入行草,構成了此作的第一個特點。
此作的第二個特點是:風格的內斂含蓄,這有兩方面的表現。一是指他的用筆藏多露少,隱跡滅端。此作在起筆時注重逆藏,極少露鋒,除了從上字的收筆處牽絲引帶、筆斷意連者,如“羹”、“深”的首筆,“誦”、“講”的第二筆等之外,未見一處是露鋒下筆的,收筆出鋒者也極少。這就自然構成此作用筆含蓄的特點。另一方面,此作在結體上也以收束緊結、含蓄蘊藉為尚,結字多用王羲之、米芾的“花籃型”體式,即上部開放,下部收縮如一只裝滿鮮花的花籃,如“府”、“墨”、“酒”、“載”、“竭”、“為”等。這種體勢的長處是熱情、奔放而有節制,為情緒的宣泄和行氣的暢貫留有充分的余地,同時也便于后面的字的牽絲引帶。但這種體式在本作中不是惟一的。除了此種,還有上收下放的“金鐘式”,如“林”、“聞”、“政”、“天”等,以及不收不放,平正雍和的體式,如“壁”、“講”、“竊”,“歌”等,使此作在體式風格上顯得多姿多彩。
第三個特點是節奏鮮明、行氣暢貫,每行中自然形成若干節奏段落,既各自獨立,又互相連貫。以第一行為例:“東壁圖”三字為一個節奏段,居全篇之首,雖各自獨立,但如三個引人注目的強音符,引領全篇。“書府”為一個節奏段,“西園翰”為一個節奏段,“墨林”為一個節奏段,“誦詩聞”為一個節奏段,“國政”為一個節奏段。最后“講”字以強音符斷后,與起首遙相呼應。各節奏段或二字、或二字,疏密長短,參差錯落,隨緣自適,自然合體。
不足之處主要是,此作從總體上看過于平穩,沒有大的感情起伏,沒有強烈的反差對比,一如緩緩流淌的溪水,淙淙汩汩,波瀾不驚,雍容閑雅,因而也缺乏震撼人心的視覺沖擊效果。和王鐸、傅山等人作品中那一瀉千里,掀天動地的奔涌和宣泄相比,此作顯得過于平淡,這也許與書寫的內容有關。然而從審美格調上講,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趙董書風的影響。明末王鐸、傅山等人的變革,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,然而并未在書壇上形成主流地位。尤其在康熙、乾隆兩位皇帝的推崇下,趙董書風仍然籠蓋書壇,從丁啟相此作中,便可見清初書風之一斑。

唐詩五律軸
188*52厘米
 

雍容閑雅 含蓄蘊藉
——丁啟相行書詩軸賞析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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