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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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澧(1810--1882)字蘭甫,一字蘭浦,自號江南倦客。因少時讀書于東廂書塾,晚年自題著作為《東塾讀書記》,故學者尊稱“東塾先生”。番禺(今廣州)人。

自幼學習舉業,十七歲考取了縣學生。之后幾年頗為得意,先是得到學政翁心存的賞識,以廩貢生薦入粵秀書院肄業;讀了三年便題了優貢,即是由學政與總督、巡撫聯名向朝廷保舉的本省優秀學生;次年(1832)又中了舉人。之后入京會試,省城輿論看好,以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點翰林的希望。誰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運,十三年間考了五次,皆名落孫山。不得已參加六年一輪的舉人“大挑”,以為可選得縣令,不料又考了個二等,只能做教官。陳澧自謂:“以為不能治民,猶可以教士,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土習而起者。”但是到了1849年實援廣東河源縣學訓導,到任便發覺“亂”的不是士而是民,“盜賊遍地”,僅兩個月便請假回家。幸虧跑得快,不然就像河源縣令一樣,“為賊捉去矣”。是年咸豐帝繼位,例開恩科,陳潭第六次應會試,仍舊落第。1856年陳澧獲補選知縣,但世道更亂了,太平軍正興,第二次鴉片戰爭即將開戰,他只好放棄追求了二十年的“百里侯”,申請改授京官虛銜,得授國子監學錄。自此以后,陳澧便不再掛念功名,而專心于學術,會通漢宋之學,著述甚豐,廣涉經學、史學、音韻學、文字學、聲律、音樂、地理學、數學、書法及詩詞學等眾多領域,成就卓越,成為晚清嶺南學術最具影響的杰出人物,亦可謂因禍得福也。

道光十四年(1834),陳澧便入讀學海堂,成為學海堂第一屆的專課肄業生。1840年補授為學海堂學長,其后一直任職。1867年,陳澧受聘擔任菊坡精舍的山長,所以菊坡精舍受學海堂的影響最多。據陳澧《菊坡精舍記》云:“始議為書院時,以書院多課時文,此當別為課。澧既應聘,請如學海堂法,課以經史文筆。學海堂一歲四課,精舍一歲三十課,可以佐之,吾不自立法也;每課期諸生來聽講,澧既命題而講之,遂講讀書之法,取顧亭林說,大書‘行己有恥,博學于文’二語揭于前軒,吾不自立說也。” 可知菊坡精舍在辦學宗旨上是承傳了學海堂的實學宗旨。而陳澧受了二十年的科舉之害,最后轉為推崇顧炎武,以為在經史中可以尋求得到微言大義,通經方能致用。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實學,主張摒棄當時以科舉為主導的教學方式,認為精舍門人當以學問為重,不是為取超等;士人為學,須于經、史、子、集四科當中,揀選一科與其性情相近的專門來研究,這與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專研一科的情況又相類似。所以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教學內容上,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學海堂的。

與學海堂不同的是,陳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經史題進行考課,還升堂講學,每次聽講者達數十人,既有針對命題的內容,又連帶及讀書之法。因為菊坡精舍是院長制,不同于學海堂的學長制,這樣,菊坡精舍就成了陳潭一人的專門講學之所,陳澧便能夠通過講學,詳細而系統地將自己讀書方法、治學途徑、經驗教訓等傳授給學生,對學生的影響更深。所以陳澧與應課生徒的師生關系要比學海堂的更為明晰密切,這些學生有一樣的師承,學術既高,影響廣泛,相互之間的聯系又密切,便形成了獨樹一幟的“東塾學派”。這個學派的形成,表明廣東在學術上已經是自成系統,獨具特色,能與其他流派分庭抗禮,在全國學術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。

陳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間,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講學與考課的工作,并繼續鉆研學術,將集其大成之作《東塾讀書記》加以整理陸續出版,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,還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,后多藏于中山大學;而其關于精舍教學的文章,如《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》等,則在他身后由其子孫門人收集在《東塾集》、《東塾續集》中。陳澧在晚年因操勞過度,已是體弱多病,但仍堅持講學,親自閱改課卷,1897年由廖延相編刻的《菊坡精舍集》二十卷,便都是陳澧親自選取的菊坡精舍的優秀課卷。全集共選文171篇,詩186首,作者有102人,均是菊坡精舍的優秀人才,菊坡精舍人材之眾,由此不難想見。陳澧對菊坡精舍的貢獻之巨,轉而亦是對廣東學術發展的貢獻。

1881年,兩廣總督張樹聲、廣東巡撫裕寬以陳澧青年碩德,奏請褒獎,上諭給五品卿銜。1882年,陳澧病逝,終年七十三歲,《清史稿》為其立傳,以宣其功。而其門人則報請官方,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,弟子梁鼎芬集資百萬文,購買祭田,讓后人永遠紀念。
 

篆書聯 臺灣謝鴻軒私人藏
釋文:啼鳥遠聞知晝靜,好花相繼覺春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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