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書的沿革-清代行書

  清代帝王均通漢文化,重視書法。前期提倡趙、董,遠追晉唐,是明代書法的繼續,以刻帖為范本。乾嘉以后,碑學興起,沖擊帖學,逐步個性化,出現生機,號為中興。行書家數量很多,但大多是沿襲明代書風。

  鄭燮的行書

  鄭燮(公元1693~1765年),字克柔,號板橋,曾為范縣、濰縣知縣,歲饑為民賑而罷官。工詩詞,善書畫,被稱為“揚州八怪”之一。人稱詩、書、畫三絕,尤長蘭竹。書法初學黃山谷和《瘞鶴銘》,晚年參入篆隸筆法,間用畫蘭竹筆法,融四體于一爐,自稱“六分半書”。也長刻印。康有為評說,板橋“參用隸筆,然失則怪,此欲變而不知變者。”墨跡尚多,如《判詞墨稿》等。

  《判詞墨稿》,墨跡紙本,四行五十一字(圖92)。

  帖云:

  現于四月二十四月侍柬,何早不具抄。爾子不在家,又不將婚書呈驗,憑何察核?不準。仰詞證官中確查理處復。莫聽讒言,靜候論處。

  此帖寫來自然,既有個人特色,又很飄逸瀟灑,不同于“六分半書”那樣排鋪生硬。

  王文治的行書

  王文治(公元1730~1802年),字禹卿,號夢樓,官至翰林院侍讀。書法初宗董其昌,后學褚遂良,行書學《蘭亭序》、《圣教序》,晚學張即之。秀逸天成,初時遒實整密,中年后入輕佻,姿態優美,骨格清秀。時劉墉講魄力,文治講風神,故有“濃墨宰相,淡墨探花”之稱。格調清秀俊雋,作品尚多。

  《孟法師碑跋》,紙本墨書,七行七十四字(圖93)。

  帖云:

  或以此碑與雁塔圣教序較量,書時先后欲分軒輊,似非知言,圣教空明飛動,此碑古拙幽深,各有所長,未易輕議。大抵書家作書,不專一格,若千篇如一,便是脫,大書家固如是耶!文治又記。

  此帖書法俊秀清雅,極具規矩法度,并無論者所說“輕佻”之弊。臨習可以去霸氣。

  翁方綱的行書

  翁方綱(公元1733~1818年),字正三,號覃溪,晚號蘇齋。四庫全書纂修,官至內閣學士。長金石考證,開金石鑒賞派的先行。書法初宗顏,后學歐、虞,隸書學《史晨》、《韓敕》等,曾鉤摹古帖數十年,長小楷,似唐寫經,工整精細,著有《兩漢金石記》、《蘇米齋蘭亭考》、《蘇齋唐碑選》等。

  《評書》,條幅,紙本,四行三十七字(圖94)。

  帖云:

  米元章謂柳子寬書乃不俗于其兄,武侯詞記并陰,皆其所書也,宜以評鶴銘之法例之。翁方綱。

  此帖筆墨自然,比其它書更顯渾厚,似有顏真卿、蘇軾筆意。

  何紹基的行書

  何紹基(公元1799~1873年),字子貞,號東洲,晚號蝯叟,亦作猨叟。通經史,精說文考證之學,兼金石文字,詩書名聞當時。書法早年學北碑。自言:“余學書四十余年,溯源篆分,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。”又云:“余學書從篆分入手,故于北碑無不習,而南人簡札一派,不甚留意。” 早年學《張黑女墓志》,后學顏真卿,回腕作藏鋒。晚年學歐書,故沉雄中見峭拔,姿意中見逸氣。留存作品尚多。如《行書卷》等。

  《行書卷》,紙本(圖95,局部)。

  帖云:

  天際烏云含雨重,樓前紅日照山明。嵩陽居士今何在??

  此帖筆墨敦厚,用筆圓順藏鋒,溫厚中有種強勁氣勢。可去媚俗。

  趙之謙的行書

  趙之謙(公元1829~1884年),初字益甫、號冷君,后改字叔、號悲盦。善書畫,也專篆刻。初學顏真卿,后學北碑,篆隸師石如,上追古碑,各體均能,以北碑筆入行書,融會變化,自成一體。論者以為靡弱媚俗。其行書也自有一格,古拙而有氣勢,凝重中亦有逸氣。趙之謙所書《行書中堂》,五行四十三字(圖96)。

  帖云:

  襄公佐盛世,獨鶚橫九霄。抗疏直小范,雄譚摧大遼。秀逐兩星降,聲飛一樓峣,至今武溪水,流成滄海潮。之謙書。

  此帖書法,筆厚渾勁,結體用筆都受北碑影響,直來直去,結體錯落,行距空間小,雄強中具有逸趣。

  歷史上的行書家和行書作品是極其豐富的,以上介紹的只是主要部分。如果我們細致地觀察研究他們學書的經驗、形成的風格特色和美感,以及他們技法的特點,結合自己的情況和趣味,掌握一家,打好基本功,加以融會貫通,即可達到自己的追求。故這只是一種導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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