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書的起源

  行書的起源問題,無權威的定論。歷史上有歸結為某個人創造之說,實際上未必是個人所能為的。只要根據已發現的實物和文獻,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加以考察,就不難得出較為可信的科學結論。最初的行書,大約出現在西漢晚期和東漢初期,當時不僅已出現行書,且已有行書家。“行書”之名始見于西晉衛恒《四體書勢》中“隸勢”一節。文曰:“魏有鐘(繇)、胡(昭)二家,為行書法,俱學之劉德昇。”又有南朝羊欣《古來能書人名錄》一文云,鐘繇有三體“三曰行押書,相聞者也。”所謂“相聞者也”,是寫信札的書體。又說衛(西晉人)“采張芝法,以衛凱法參之,更為草稿,相聞書也。”鐘繇、胡昭都是東漢末年三國魏時人,都善行書法,以劉德昇為宗,可惜他們兩人都無行書作品傳世。劉德昇其人,據唐代張懷瓘《書斷》記載云:“德昇桓靈之時,以造行書擅名、雖以草創,亦豐贍妍美,風流婉約,獨步當時。”又說:“行書者,劉德昇所作也,即正書之小偽,務從簡易,相間流行,故謂之行書。”劉德昇,約生活在公元147—189年前后,漢桓帝、靈帝期間,當時不僅已有行書,且有劉德昇這樣為后代所宗的行書家,他的行書作品已達到“豐贍妍美,風流婉約”的高度。這已經不是一般實用意義上的初期行書,已具有較高藝術品位的行書。但張懷瓘說行書是劉德昇創造的觀點,則不一定很科學。最早的行書,應是在實用中出現,是從民間開始的一種寫法,如西漢末和東漢初的《居延漢簡》(圖 39)中,那種既不是一筆一畫寫成的隸書,又不是章草書的書體,結體、寫法的簡便和點畫的連帶,已具有行書的特點。當書家和民間一道采用這種寫法以后,經過他們的研究,提煉加工,行書這種書體就日漸成熟并藝術化了。這當然需要一定時日,大約經過一二百年。最初的階段,這種書體并未完全確定下來,或稱行書,或稱稿書,或稱行押書,或稱相聞書,這些都是這種書體在不同場合實用而得的名詞,或用在文件、文獻的起草,或用在信札的書寫上。當時還處在隸、楷、草體過渡期間,所以這種書體都夾雜著它們的筆意。或殘留有隸書的結構,或者有初期的楷意,或者草法多一些。這就說明,早期行書體是從實用產生的,是為了實用當中簡便、省時省力出現的一種寫法。

  所以,早期出現的行書,并不像后來成熟時期的行書那樣。西漢末到東漢期間,正是隸體向楷、草、行書過渡階段,所以行書結體也帶有這種特點。如東漢建武三十一年(公元55年)、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簡(圖40),永和二年簡(公元137年)(圖41),晉人書《李柏帖》(圖42)。這些作品可說都是民間的初期行書實物,在這基礎上,才能出現東晉以后王羲之等一代成熟的行書作品。

  初期這種行書,結體和筆法帶有過渡體的意味,風格上稚拙,而在寫法上帶有簡便結體和章草連帶的運筆,已具有行書的特點。但是說行書是在楷書基礎上演變來的,這種說法可能不很貼切。從行書發展來說,楷、行書是同時從隸體蛻變出來的不同寫法,在發展過程的初期即相互影響,而行書成熟卻比楷書快,草書章草變為今草也比楷書快。從章草到今草大約到漢末、三國、西晉就已經成熟了,才有東晉以后高度成熟而藝術化了的行草書產生。那么,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?在隸書向楷書過渡中,雖然楷書比隸書寫起來方便,去掉了波捺筆,沒有了蠶頭燕尾,但仍然要一筆一畫地寫;而行草書寫起來隨意,減畫連筆,又有藝術氣質,省力省時,不論民間的實用需要或書法家的藝術創作都喜愛書寫,所以行草書比楷書發展得快、成熟得早就不難理解了。據書論文獻記載,王獻之曾向其父王羲之建議說:“古之章草,未能宏逸,今窮偽略之理,極草縱之致,不若稿行之間,于法往殊,大人宜改體。”(張懷瓘《書議》)也就是說,章草此體不盡逸意,不如運用簡便結構的道理,吸取今草書放縱的寫法,創造一種行草之間的書體。這種書體實際上就是行草書,可見行書更帶草體的書體自東晉以后才進一步得到發展。這種書體更加流便飄逸,進一步擺脫了隸書、章草的影響,成為一種前無古法的新行草書,使東晉書法出現了高峰,成為后人學習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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